几千年来，中国人心中的明君情结都难以释怀；对于人生的几乎所有美好愿望，都寄望于某个明君降世了。对于这番热望的最大嘲弄莫过于，人们盼来的常常是一个恶君。即使初看起来是一个疑似明君；即使人们运用种种造神功夫，将其塑造成想象中的明君，最终却多半以一个更坏的恶君收场！
对明君的期待
对那些天天唠叨着民主的人，你不妨大声告诉这个书呆子：有个好皇帝也不错啊！
真的，民主好，还是明君（即好皇帝）好，你能回答吗？或许，你更可能慨然发作：都什么时代了，也不出去见见世面，还在争什么明君不明君，那都是老皇历了！那么，你不妨继续教训这个冥顽不灵的书呆子：什么时代不时代的，我们现在就是求明君而不得的时代！你还真的以为自己进入21世纪了？
21世纪是不错，那是普遍文明的时代、人工智能的时代、人人创业的时代……。但进入好时代也得有先有后；人家好运气就得先进，你命运不济，或许就只能留在19世纪了。好东西谁不想要，但轮不上你还得过日子，老将好东西挂在嘴上有什么用？再等下去，恐怕连次好的东西也没有了！你就不想想，在坏皇帝治下的先辈们有多惨。
没见过坏皇帝吧，就得长点见识。20世纪好多东西都紧缺，就是坏皇帝不缺，数一打出来也不难。老一点的如明治、希特勒、斯大林都不说了，就是离得近一点的，也有一大群：齐奥尔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查韦斯、金氏三代……。这些人危害有多大，跟你说也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去体验，跑到北韩去过段日子，自然就知道了。想看媒体了解世界是不成的。你是否注意到，主流媒体上颂扬金家人的长篇文字又出来了！
知道了坏皇帝如何坏，自然就有了对明君的期待，这就聪明多了。
那么哪里来明君呢？世上确实明君不多，要挑一个摆在你面前真还不容易。好在中国历史长，皇帝多，找出明君并不难，汉代文景、光武、唐太宗、宋仁宗、康熙等等都是。其事迹如何，自己去读《二十四史》。史籍就不造假？姑妄听之可也，再没有人写一部新的《二十四史》了。也不要以为，辛亥之后就再没有明君了，张闻天就是一个！这可不是什么人瞎说，而是领袖亲口说的！
明君有什么好呢？明君也不是神仙，不可能将世上的好事做完，只是多少做几件好事，尽可能少做坏事而已。空说无用，还是看个实例。我想说的是宋仁宗，这位皇帝爷福气好，在位42年，值得赞扬之处不少，仅挑几件：
不杀文臣，不整知识分子（即所谓士人）。这固然是其老祖宗赵匡胤的遗训，但执行的好坏还是要看当朝皇上。宋仁宗任上，似乎没有什么明显整人记录。有人举报四川落魄士人某某写诗文讥刺朝廷，他却说：此人老而不仕，只是发泄一下愤懑，或许真有才学，怀才不遇罢了。于是将此人召至朝廷特予考核。
听得进不同意见。在朝堂上，大臣们就敢与他争个面红耳赤。有一个大臣激动得过了头，又离得近了点，竟然将口水喷到了皇帝脸上，宋仁宗只是用衣袖擦拭了事，并没有发什么雷霆之怒。
既不好大喜功，也不骄奢淫逸，心里好歹还留有百姓的位置。在位期间，虽无“大手笔”的丰功伟绩，但也算得上国泰民安、家给人足；从不动心思折腾天下。
想必你很不以为然：这都很平凡啊，至多算是中才之主的表现罢了，哪能及秦皇汉武？其实，这是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误区：那些号称“雄才伟略”的千古一帝，恰恰给黎民百姓带来最多的苦难。宋仁宗做的那些“平凡事情”价值几何，只有苦苦寻求这些东西而不得的人——例如经历了1958—1960的那一代人——才有切实体会。
如此一来，你叫人们怎么能不期待明君？
造王与造神
已经说了，历史上明君并不多。但人们颂词里的明君却不少，实际上是太多了！一句流行的民间说辞是：杰出人物都在悼词里！那个对四川千万饿殍负有直接责任的李井泉，都成了“杰出的什么家”，就不必说其他人了。
在古代又何尝不是如此。《二十四史》中对帝王们的赞颂还少？赞颂君王，并非简单地就是一种虚应故事；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文化是要与民族的基因连结在一起、传之永久的。有人将这称之为颂圣文化，真是妙极了。
说东方是君王们的乐土，实在一点都不过分。君王们荣华至极的一生就不说了。即使在身后，他们所享受到的待遇，也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圣徒；当然亡国之君或许例外。
但与现代的颂圣文化比起来，《二十四史》中那些干瘪无味的套话，又不算什么了。现代的颂圣，已超越文化的内涵，而成了一种主义、一种经典、一种宇宙真理！
就连早已灰飞烟灭的秦始皇，都破例升入了现代伟人的圣殿，成了“伟大的改革家”、古代“最杰出的法家人物”、实现了中国统一的“伟大人物”、应当与马克思并驾齐驱的“革命家”；“马克思加秦始皇”已经成了现代圣经中的经典表述。对秦始皇唯一稍欠的评价是“略输文采”；即使是这一评定，也并非真正贬抑，那不过是为了更加突出“还看今朝”的人物罢了。
至于对现代君王的赞颂，那就更是另一番景象。例如，对金氏诸王的赞颂，就几乎突破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太阳”、“百战百胜的钢铁灵将”、“用步枪打下美国飞机”的奇迹创造者、“建设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伟大指导者、教会彭德怀如何用兵的“伟大军事家”、从危难中拯救了中国的“国际主义者”……。这些几乎无法超越的颂圣艺术，不能不时刻影响其邻邦。
当然，堂堂大中华并不需要借鉴邻邦，中国传统中这类技术应有尽有。在文革前后的中国，在颂圣上表现创造力，是唯一能安全地发挥想象力的事项。在这一点上，最适当的例子是华国锋。对此人我不无敬意，以这种方式提到他并无任何贬抑之意。1977年正是国家最需要圣人的真空期，那时的公共形象策划者显然急不可待。立即拿出“英明领袖”的头衔，都是平常之事；领袖像自然就接踵而来。于是就有了更有创意的事情：方面大员张平化竟然率领百官浩浩荡荡地到省会车站迎接领袖像！这种气势，就是在文革高潮期也不多见。
完全可以理解，在当时一些元勋看来，最紧迫的事情就是“造王”；而成功的造王总离不开“造神”。在时局万分紧急的情势下，“造王”与“造神”这两件事，就只能并在一起干了。不到一年时间，中国又有了一个近于神的新圣上。在外界人士看来，或许会大惑不解：一个没有任何神秘之处的平凡人物，怎么转眼间就成了神明般的领袖呢？但在洞悉中国传统的人士看来，这并没有任何可惊之处。而且，经历一两次之后，所得经验就将一直管用。后来直至近年，又经历了多次造王与造神，华国锋年代的经验，多半都用上了。
如果只有失望
无论是造王还是造神，肯定都是高度非理性的行为，在今天这种文明时代尤其如此。这种做法之违背常识——更别说违背智慧——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说，在造神年代人们完全没有常识，也不尽然。实际上，人们思维中永远不脱常识的成分，社会中也不乏较有常识的人。即使在那个昏天黑地的年代，常识仍然没有完全失去作用；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1976年“四五运动”时的民心，何以如此不同于下达“516通知”的1966年。
人们的常识就表现在：对那个自己参与造成的神，人们总得看看，其表现、作为、功德是否完全合符原来的期望。人们能够容忍轻微的或者一时的失望。但如果是严重的或者接连不断的失望，就不能不思索了：这真是一尊神吗？这时，人们就会陆续撤回原来的认可。于是心中偶像开始倒塌，从较清醒的人开始，直至迷信很深的人。
当华国锋在清算文革与改革开放方面表现出太多的游移不定时，他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形势；那时，至少有一部分更开放的人，开始收回对华的信任与支持。不过，那种“偶像彻底倒塌”的情景，并没有完全出现在华国锋身上。这是因为，华国锋的厚道形象，让人们更乐于持宽容的期待；而且，华在位的时间太短，还来不及经受一次民意上的地震。因此，华国锋的经历未必可以复制。前些时，媒体上突然重提华国锋之事时，大多数人就颇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之事与华国锋没有可比性。
华国锋确实是一个广受同情的悲剧人物。尽管如此，还是不妨以华国锋说事，用以指明某些教训。最主要的教训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依靠一次造神而永远取信于民。
此处完全没有说到造神的合理性、人们是否能接受一尊神、是否应当以对制度的信任代替对人的信任，等等，不是这些东西不重要，而是今天并没有作此考虑的余地。人们——包括那些最激进的人——只能默认这一切，这就等于退到了最低线。如果人们面对的结果仍然是失望，那么就真的退无可退了。那么，现在人们看到了什么呢？
对于文革、对于极左年代的是非、对于重大改革课题，原来一直被坚守着的一些红线，依然在一步步地被突破，以致临近退无可退。人们无论如何健忘，“文革浩劫”这几个字还是记得的。如果哪一天早上起来，发现改成了“十年艰难探索”，那么，那些可敬的造文者什么也不要做，只要把所有能记忆的脑袋都割掉就行了。
即使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参加了高级别座谈会，但人们依然记得，刚刚有人高调宣称，民营企业该退出舞台了，持此论调者地位高至副部级。在官方舆论高度一致的环境下，如果没有最高级别的授权，这种情况殊难想象。稍有智商的人都能悟到，葫芦里真正藏着的是什么。经历了这种事情而不失望，就只能是信仰非凡了。
贸易战无疑是一个特殊事件，它既是灾难之源，也未必不是展示能力与智慧的机会。在这场角力中，中国知识界表现不俗，仅仅是对于贸易战的理性解读与应对方略，就为高层准备了不坏的备选对策。但实际情况却在朝另一方向发展，传来的好消息不多，而坏消息则不断，直使人感到乱了阵脚。这关系到每个人的饭碗，没有人能坐得住了。
凡此种种，或许正好表现了某种宏图伟略与惊天气魄，表现了不惜翻江倒海的勇气；但谁又能保证，所表现的不是非理性、甚至弱智呢？如果是后者，那么正常的反应就不仅仅是失望而已。交出来的信任，也是可以收回去的啊。
制度与明君
我知道早就有人站立一旁，在等着我陷在深坑中发囧：早说了的吧，指望明君之路是走不通的！当今之世，除了制度变革，不再有可行的选择了。
现在，急于出来表明立场、与抱幻想者撇清的，大有人在。这些人的愿望与见解，我全都赞成。我甚至更激进些：最好从今天起就开始制度改革！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
生当今日，指望明君仍然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愿望。
这并非出于保守，而是出于深深的悲哀；并非出于对明君的偏爱，而是出于对恶君的清醒认知：他们完全没有底线，甚至不会给人们留出表达失望的机会。
至于公众，希望以明君代替恶君，至少合符习见的“心理补偿原理”，无论多么不具有现实性，他人大可不必介意，也不必置评。不妨就让人们沿着既定轨道走下去，直至在其末尾处惨然碰壁、完全绝望为止，然后改弦易辙，去争取更现实的选择。
别和我谈大道理！你所说的每一条都是常识，没人不懂的。但眼下最大的常识就是：我们还在一位君长治下，而且是一位自视甚高的君长！你说能怎么办？
不要以为我在指望某人变为明君，只有很天真或者很弱智的人才会这样想。即便如此，仍然需要或者更需要指出，世上不乏明君，而明君至少会避开哪些恶。强调这一点有巨大的实际好处与价值启示，当然不是澄清什么理论是非，而是让人们明白：一个恶君离常识、离善行有多远！认清这一点，不仅丝毫不影响你去考虑制度改革，恰恰更有利于凸显制度的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