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都不乏承上启下的思想家、改天换地的大英雄。但他们的思路颇不相同。
西方思想家热衷于探讨人类文明的精微本质，提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据此批判旧世界，指出取代旧世界的新世界应当遵循的原则，例如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启蒙思想家），或者消灭阶级、剥削与压迫（马克思等）。总之，他们告诉追随者：在原则上新社会应当如何，但并不具体说明新社会将会如何。
西方思想家并不热衷于描绘新社会的蓝图。启蒙思想家没有关于未来自由、平等、博爱社会的任何具体设计，甚至没有提出一个标志性的名称；马克思固然指出了没有阶级、剥削、压迫的未来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却根本没有描绘出这种社会的蓝图，完全听任其追随者自己去想象，以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猜测与争执。
东方思想家则恰恰相反，把“将会如何”看得远比“应当如何”更重要，不注重社会原则而看重社会理想，偏爱于明确地告诉追随者，理想中的未来社会是什么；热衷于描绘新社会的蓝图，甚至不放过最具体的细节。这完全顺应了东方人的思维特点：具体形象重于抽象原则。这似乎更合理：一个没有诱人细节的天堂将不会有吸引力。
近代中国恰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盛产关于新社会的理想主义者的年代，国人也特别需要先知先觉者指点迷津：新社会将会如何呢？他们希望知道最具体的细节，对抽象的原则不感兴趣。只有一个形象鲜明的天堂才有吸引力。
在大众翘首以待的年代，必定有先知先觉者应运而出，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他们都描绘了新社会的蓝图；他们理想中的新社会分别叫做大同社会、三民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分别将自己的理想详细描述在自己的著作中：《大同书》、《建国方略》与毛的“雄文四卷”。
我们的文化，是特别需要“天启”、需要“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的文化。如果有新时代的刘伯温给我们预告未来，谁不欣欣然倾听着预知其详呢？
大同书
在预告新社会的三位先哲中，康有为似乎影响最小。但他的著作《大同书》，却是一本真正的奇书，欲知过去未来的中国人，可不能不一读。
康有为（1858—1927）作为戊戌变法的领军者广为人知。但《大同书》成书稍晚，来不及给维新运动提供什么启示。不过，康有为自称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避难日本，称那时已有书稿20余篇；他1902年居留印度时最后成书。最初只有梁启超等少数门徒目睹此书。1913年，该书首次部分发表于《不忍》杂志；该部分内容在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出版。1935年，康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中华书局出版。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详尽地描绘了“大同世界”的蓝图。他的大同理想十分大胆而超越，按照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的综述，包括如下要点：
1.无国家，全世界设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与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居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入育婴院。
- 儿童依年龄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5.成年人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6.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7.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置，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8.成年男女，须服役于此诸院若干年，如同服兵役。
9.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依各人劳作等级自由享用。
10.“警惰”为最严刑罚。
11.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2.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详尽到如此地步，在西方就只有莫尔的《乌托邦》可以相比了。但《乌托邦》并非预言，而只是虚构。康有为读了许多西方著作，大概也读过《乌托邦》；更熟知《礼记·礼运》一类的古代文献。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大概正是杂糅了这些东西方著作的结果，岂是康氏一人的凭空想象。也不要轻易断言这些预言荒诞无稽，了无价值；后来许多大牌理论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建国方略
孙中山无疑是可敬的革命先行者，他近40年革命活动的最终成果或许颇令人失望，但其精神影响力则无人否认。孙中山主要作为一个活动家而令人敬仰；至于在理论方面，就如民国年代许多人所评价的，他更像一个幻想家。他的理论著作——包括《建国方略》——充满了对未来社会的天真幻想。
《建国方略》写于1917—1919年间，包括三部分：
孙文学说，阐述孙中山关于“行易知难”的认知哲学，是所谓“心理建设”的纲领。这部分共8章，最初单独出版于1919年。
实业计划，包括六大计划，1919年首先用英文发表，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该书提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全面纲领，包括战略设想与远景规划，例如建设铁路十万公里、建设华北、华中、华南三大世界级港口；还提出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等经济战略构想。
民权初步，即社会建设纲领，包括结社、动议、修正案、动议之顺序、权宜及秩序问题等5卷。这部分曾以《会议通则》之名出版于1917年，是关于国民行使民权的方法概要。
此外，该书还收录了三篇历史文献：《建国大纲》、《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总理遗嘱》。其中《建国大纲》由孙中山于1924年4月12日手书，仅包括25条，节录如下：
一、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二、建设之首要在民生。
三、其次为民权。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
四、其三为民族。修改各国条约，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
五、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
七、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十四、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预中央政事。
十五、凡候选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与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定资格者乃可。
十六、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
十八、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
十九、在宪法开始时期，完成设立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
二三、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二四、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
二五、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
伟略宏图
与康有为、孙中山比起来，毛泽东无疑气魄更大、理想更高。但他不屑于写《建国方略》一类的著作；他是以随意而发的轻松谈话决定大政的大师。对于他理想中的新社会，留下的精彩描述并不比别人少，而其天马行空、率意恣肆则远超前人。
首先，他明确宣布，他要建成的国家绝不是孙中山等人所热衷的宪政国家，因为他认为：“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我从来就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
他的目标当然是共产主义。他提出了一个比任何纲领都更简明的远景：“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关于国家工业化他说过很多，想得具体而有趣：“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但如下预言就不胜恐怖了：“（建设）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至于为什么一定得死一半人，则未见详细解释。
关于未来社会的最有趣的设想大概是：“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真正实行起来，岂不每个行业都成了全能社会？这固然与历史上某些思想家的观点吻合，但恰恰有悖于专业分工的现代理念。
好梦难圆
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生命之旅既可能是随波逐流，也可能是圆梦之旅。对于未来社会的蓝图，无论在正面还是负面的意义上，都无非是一个梦想。那么，圆梦之旅是一个光辉甜美的历程吗？这既取决于梦本身的现实性，也少不了历史机缘的作用。
在本文所涉的三人中，康有为的梦最超越、最完备、当然也最少现实性；康有为本人似乎不乏自知之明，在其有生之年似乎没有什么追梦之举。因此，康及其门徒既无圆梦之乐，亦无梦碎之痛。康有为的大同梦，或许多少年后都将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但在今天，却基本上无涉中国人的命运。
孙中山的梦在细节处具体入微，已属于幻想家的天才想象。而其“大纲”，却不能不说是有凭有据的纲领，其中融入了文明世界的经验与理念，并非纯属空想。但历史没有给孙中山及其继承者以机会，他的“方略”与“大纲”也就成了过眼烟云。
毛的梦离我们最近，对现代中国人的命运之影响也最大。流行的观点认为，毛的许多思想天马行空，属于诗家的想象，是理想主义的作品。这多半是一种误解。毛的许多思想不仅没有任何浪漫成分，而且现实得令人毛骨悚然。已付诸实行的内容，成了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例如，不要宪法、不要法律、无法无天等等，这些都无需等待遥远的未来，今天就是。在这些方面的谋划，丝毫不必也没有发挥任何诗意的想象；无论后人如何富有想象力，也不可能从中发掘出什么理想主义来。毛对未来的设想中，有时也表现出惊人的创见，例如关于一个“全能社会”的构想，它或许是一个真正的梦，只是毛的后继者没有任何要圆这个梦的迹象，那会真的好梦难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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