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前两天的话题，今天说完它，比较长。
4、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来实行他们的独家专政政权，经济上要在当时发达国家之上，工人要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权，社会福利要更好，更自由，更民主，即资本主义国家有的要有，没有的也要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景象。
但事实上前苏联给世界人民最后呈现的情况却让人大失所望。自由，民主，福利都表现得差強人意，个人威权制高无上变成了独裁，人治代替法治，计划就是强迫，干部就是官僚，革命就是招牌，向世界开战（推送所谓共产主义至世界各地，乃至贫穷落后的非洲，中亚，拉美）为此消耗了其本身的大量精力财力，国内整个生产力畸型发展，当戈尔巴乔夫接手时国内已是矛盾重重，疾重难反。改革势在必行，这是当时苏共和人民已达成的共识。绝不是哪一人的突发奇想。当时的背景就是这样。
5、其实戈尔巴乔夫从青年时起就是一个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干部，他就是因之而起家的，在他的思想深处坚信马克思主义，这在尼克松的《一九九九不战而胜》书中都有评价。说他有意识搞垮社会主义苏联，是和平演变的暗藏者一说都是很可笑的。
6、简单地说，戈氏主观上是要改进苏联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生活，为此还下到厂矿企业与工人市民面对面地了解情况，改革怎么改？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怎么搞？这是一篇大文章，当时马克思的书用不上，列宁虽有新经济政策的文章可用，但列宁死得太早，没有实践可参，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本身就是很糟糕的东西，直到几十年后戈氏接手国家时，整个统治阶层已经固化，戈氏真的没有改革的前任探险者可以借鉴，他认为社会主义体制出了问题，这个认识本身是正确的，因为我国改革其实也看出社会主义体制有问题，中苏当时面临相同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社改是先从农村包产到户改起，首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放开了自由市场这一环，而城市改革则在农村改革近十年后才进行，是稳妥小步进行的。对政治体制改革并沒有深入，因为政改并没有相应的经验可资。当年相比之下前苏联老百姓的生活比中国老百姓生活要好得多，他们的改革共识是先政改，放权，自治，自由，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这从理论逻辑上看也是合理的，因为调整上层建筑本身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完全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但当时的情况很复杂，因为沒有想到政改一放，天下大乱，如同我国的文革，人们不事生产，各种组织，社会潜在的势力纷纷浮出水面，争吵不休，掀起政治运动，扰乱了经济，结果是政改不成，经改也难继续，表现出双相矛盾：即一放就乱，一收又死的困难局面。中央的权威下降，令不行禁不止。
官僚固然不好，但是社会如果没有官僚那会更不好，社会上下出现无序状态。国家需要官来上传下达，但是当时的戈氏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把管理层搞乱了，改革由谁来执行？如同我们的文革，指挥不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敢轻易搞，是因为我们由文革做借鉴，而前苏联却没有。真正是理想很丰满，而实际很骨感。几经折腾，生产下降，三年之内国民经济一下滑坡，这和我们文革一样，三年后生活变得很艰难了。（团场，六七，六八，六九，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其实是全国一片乱）。
7、前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单是民族就约一百多，语言不下二百，各种宗教复杂纠结，从斯大林时造下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就不堪重负，到戈氏接班已到了不能调合的地步。政体改革一放松，分离主义倾向大肆抬头，根据盟约宪法，波罗的海三国要求退盟，这在当时也是有法可依的，所以三国独立出盟，这为后来大解散做了搒样，形格势禁，已无可挽回，苏共党戈氏一直努力签署新的联盟条约，但是权威下降，无人响应。戈氏最后努力以失败告终。
简单总结一下，前苏联的垮台，并非一人能够为之，它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次历史大实验，大演习，是各种条件的集合后的必然走向，非某一人能主观挽回。
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说对了一半，马克思补充道：凡是现实的又都是要灭亡的。可见，历史是波谷交替，成败往往是相互转换。，每一天后要发生的什么都是不可预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