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故事

in #cn5 years ago

最有经验的旅行者,也不免有难于选择道路的经历。在更复杂的人类活动中,道路——自然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选择之艰难,势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致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有关路的故事。如果说到整个国家走过的道路,那么路的故事就会成为国家历史的重要篇章。中国现代史上,就有三个这样的故事,它们分别发生在清末民初、毛时代与改革开放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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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路竞赛

“道路”原不过是一个粗俗的字眼,但移用于国家历程之后,就成了一个颇具亮色的名词。至于朝野一致地关注国家应走的道路,却是现代中国所独有的政治图景。

为什么我们那样在乎未来的道路?就是因为那对于我们是一条陌生之路,岂止未曾走过,自古以来都未曾听说过,完全不知道它究竟是一条阳关大道,还是一条崎岖险径。

将亿万人带上一条风险莫测之路,岂能不每天都大声宣告:这就是世界上最光明、最幸福之路!且不说,唯有这样才能制止那些心怀疑虑的人的不断嘀咕;也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啊。

此前的中国人,难道是无路可走,身陷绝境?这也太贬低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了。但在近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确实险象环生,已有点日暮途穷的景象,无法安然地徘徊于旧路了。

此时,就有一些大智大勇的中国人挺身而出,替国家探寻新路。其实,探路者并不需要披荆斩棘,另辟蹊径,只不过在列强走过的那些熟路中作一抉择罢了。但这一抉择却不容易,而且事关国运,真正万众瞩目啊。

在20世纪之初,睡狮初醒,大多数国人彷徨无主,急盼高人引路。于是在一小批高瞻远瞩的人士中,展开了为国择路的竞赛。

这样的“择路竞赛”旷古未有,岂不震动海内,热闹非凡!康有为率领维新党人奔走呼吁,鼓吹学习日本,走君主立宪之路;孙中山则踏遍全球,考察各国,决意学习西方,走共和之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就近取法,主张以苏俄为师,走社会主义之路。于是,在国人面前就至少有了三种选择;选择当否,可是国运所系啊。

如果是三个旅行者,在一个三岔路口各有主张,不妨坐下来慢慢协商,就三者择一达成一致。但在一个纷纷攘攘的大国,要在相差悬殊的三条路中择定一条,就没那么容易了。要害在于:这涉及谁坐天下,而几千年来这一直是头等大事,却苦于没办法取得一致。西方人熟悉并主张的那些办法,诸如政党谈判、国会议决、全民公决等等,中国人何曾见过?即使略知一二,岂肯一试?

中国人唯一熟悉的,就是几千年来的老办法:战场上解决!在古代,这叫做中原逐鹿;这未免太文绉绉了,还不如依现代爽快人的赤裸裸的说法,唤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康有为及其党人当然没有这个本事,就只能站在旁边观战了。于是,“逐鹿”的苦斗就只在孙中山与陈独秀两人的继承者之间展开。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于是我们就走上了俄国人之路。

那时走上的路,对于中国人固然是一条陌生路,但在世界现代史上却是一条熟路,已有一些国家走过或正在走,它就是人们最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仅仅是某个无名之辈走过,或许还不足为训;但最早走此路的,却是许多中国人已仰慕了几十年的老大哥,而且在传说中,老大哥经由此路似乎已近天堂了!对这样的成功之路还不由衷向往,就完全不可理喻了。

发生于20世纪初的择路故事,无论如何惊心动魄,都已经成了历史。但我们却不能不生活在这一选择的后果中。我们该如何称颂择路者的功德呢?

建国之路

上世纪中叶,有一个词在中国风行了十余年,且伴随着它的风暴让无数人魂归西天,这个词就是走资派,其全称唤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事关道路!可见,在现代中国走什么路简直祸福所系、性命攸关。与走资派有关的路的故事,特别惊心动魄。

由领袖钦定的两个最大的走资派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是当代人所熟悉的,就不说了。刘则是毛成就其伟业的第一功臣,想必自认与“资本主义”斗了整整一生,最终却以走资派的身份收场,这一幕荒诞剧确实是局外人未曾预见也没法看懂的。

要是纯粹抠字眼,“走资派”这三个字就词不达意。在刘少奇时代,在中国连一点资本主义的影子都没有,刘少奇如何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就是梦游也没门啊。但毛就是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刘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而那是金口玉言,谁敢说不是?事后人们不禁想:可惜被冤屈的刘并非真走资派;如果他真是而且走成,中国的现代化岂不要提早几十年?这种白日梦就别做了吧。

如果不抠字眼,就实质而言,则不妨说,毛刘两人走的路确实有所不同,但也并非相反。这样一来,在新中国路的故事就颇具戏剧性了,说起来也有些话长,只能长话短说。简而言之,毛刘两人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与走法大相径庭。

刘是典型的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人,用中国人更习惯的说法就是教条主义者,恪守自早年形成的那一套理念,习惯性地接受苏俄的正统共产主义教条,希望在中国再造一个苏联。他最珍视的那些理念就是:纯正的列宁主义理论、党的严密组织与严格纪律、完全正统的按部就班的经济管理、完全在党组织控制之下的秩序、对于社会生活的某种松紧适度的控制、政府组织的高度规范化与正规化、党内与政权内部生活某种程度的规范化,等等。

这一套理念或许与刘的留苏经历不无关系。这些理念彻底实行的结果,当然不可能建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社会,而只是一个僵化的官僚主义社会,就如同苏联集团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但或许能维持某种安定有序的外观,且获得某种速度的经济增长,让国家实力与民众生活稳定成长到一定水平,就如同苏联这个榜样所展示的那样。

刘理想的道路一点也不美妙,但至少在短期内风险较小。

无论在气质、经历、知识结构与理念上,毛与刘都完全不同。毛自称毕业于“绿林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山大王”,从不遵守任何常规,厌弃所有秩序安排,喜欢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在理论上,他不屑于遵循共产主义万神殿中任何先知的教条,只是珍爱自己的格言;政治上,他不喜欢任何组织与制度约束,拒绝哪怕是装饰门面的法制安排,公然宣布不相信任何法律;经济上,他排斥最起码的成本效益核算,厌弃专家管理,乐于采用军事方法,实际上是游击战方法;施政方法上,他喜欢越过组织系统与官僚系统,极端地运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总希望创造奇迹一鸣惊人。

他纵横捭阖、别出心裁,将历代帝王的种种谋略发挥到极致,不断掀起滔天巨浪,直至让整个国家陷入灭顶之灾。他是旧世界的一个伟大的摧毁者,但在最低限度上也不是新世界的合理建设者。他在自己的狂想中,醉心于建造一个乌托邦的空中楼阁,这一切随着文革失败而化为乌有。

毛与刘的道路之争,是幻想中的乌托邦与教条主义乌托邦之争。在最好的意义上,这种争执不可能有胜利者,也不可能有出路;在最坏的意义上,则都是失败者,而且斗败者死无葬身之地。

可见,“前三十年”发生的路的故事,是一个无比惨烈的故事。

改革之路

毛刘两人都消失之后,中国又来到一个关键的岔路口:中国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

对于什么是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在文革之后的中国,朝野都没有什么完全清晰的观念,更谈不上达成共识。就是在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既然目标不清晰,道路的选择似乎无从谈起。但至少有一点没有争议:肯定需要改革!当时的现状已经悲惨至极,没有人不认为需要换个活法。于是,中国就进入改革年代。改革之旅,也就是现代化之旅。

首要的问题是确立改革的目标。描述目标有两种方法。其一是选定一个仿效样板。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心仪欧美世界,自然确立为追赶目标。但西方的政治、精神价值非我们的意识形态所能容,西化与反西化之争,很快就成为路径选择的焦点。不过,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主张完全西化的一方,分歧仅仅在于学习西方该走多远的问题。

其二是对经济、政治、科技等等分别确定改革目标。经济目标可以精确到具体数字,例如最初提出年人均收入800美元。政治目标则无人敢提及,或者同样陷入较开放与保守的分歧。

尽管众说纷纭,但如同以往一样,中国的问题还是由权力来解决,即由权力最大的人说了算。于是,改革之路就决定于总设计师。

其实邓也没有什么整体设计,只是在他的授意或影响下形成了某些官方文件,其中包含了某种初线条的改革构想:在经济上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的方法,大量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知识,实现经济的高速成长与经济机制的市场化;另一方面继续维持原有的政治制度、权力构架与精神理念,将所谓政治改革限于提高行政效率。

改革之路并不平静,仍然充满了争执甚至激烈斗争,这种争执被一些国内外人士归结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这一说法铆合了某种古老逻辑,然而实际上是一个误解。

首先,我不知道是否存在完全基于政见而非权力争执的两派,且两派阵容分明、彼此对垒。这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人们不妨参照唐代的牛僧孺李德裕两党之争、北宋的王安石司马光两派之争、明代的东林党人与阉党之争,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政见之争。

其次,即使对于外界所称的改革派与保守派,说他们是完全不同道路的对立,那只是局外人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异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即使被认为最激进的改革派,也未必愿意或者敢于完全仿效西方;而被认为最顽固的保守派,也未必真正主张完全退回到毛时代。

只有澄清上述误解之后,才能理解改革年代的一些似乎不合常理的现象。例如,正是在1989年之后似乎倾向保守的那些领导人,开启了“后三十年”中最激烈、最见成效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在本世纪初,在颇具改革形象的新一代领导人主政下,改革却进入了一个进展迟缓的沉寂期。

对于改革尽快见效,国人自然怀有很高的期待。

不过,或许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国这艘巨轮能坚守着既定的改革航线吗?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这只能寄望于舵手。如果新舵手过于迷恋老伟大舵手的功业,驾驶巨轮驶向返程之路,还谈改革见效的快慢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说人们还能聊以自慰,那就是:要将一艘改革进程中的超级巨轮反转航向,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