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国人都想当然地以为，克林顿因玩女人而险些丢了总统桂冠。殊不知，美国国会弹劾案所针对的，是克林顿对国会委派的特别检察官撒了谎，而不是莱温斯基的事情真的罪重如山。如此说来，美国总统是绝不能欺骗特别检察官或国会的。美国人的规矩或许不足为法，但人们不能不感兴趣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谁是不可欺骗的？
君可骗乎？
再不看历史书的人，也从旧戏的台词中听到过，欺君之罪是十恶不赦的死罪。
但如果你以为，历史上就没有欺骗君王的事情，那就未免太天真了。恰恰相反，历史上最常被欺骗的就要算君王了。可以说，君王眼中的世界，就是他周边的人恰好想要他知道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真实的世界相去甚远。
秦亡之际，六国的义军已经到了函谷关，送到秦二世手中的文书仍然是“捷报频传”，二世岂能不放心窝在宫中淫乐？这样的王朝焉得不亡？
与秦二世比较，隋炀帝肯定是更有抱负与天赋的皇帝，他自然认为自己更有资格沿运河游乐，直至长驻江都流连忘返。岂知他连年征伐，滥用民力，激发民变，早已天下汹汹，整个中原地区都不服王法了。危局如此，臣子们岂敢如实上奏？于是满朝之中，不知道末日将至的就只剩下隋炀帝一个人了。
上面举的恰好是两个昏君，这可能让你误认为，只有昏君才受欺骗。实际上，那些公认的明君同样不少受骗。
汉武帝固然暴烈，但聪颖明哲，谁敢骗他？恰恰就有人敢蒙骗他，而且骗得不轻，惹出大祸：有臣下告诉他，太子串通宫中奸佞，利用巫术，图谋不轨。汉武帝岂能容忍叛逆？立即除掉太子；等到他醒悟过来，悔之已晚。
唐太宗无疑是更加睿智的贤明之君，但也不免被蒙骗。唐太宗晚年疾病缠身，渴求延寿之术。648年，臣下进献一名印度方士，该方士“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替唐太宗炼了长寿仙丹。哪里想到，正是这些仙丹断送了一代雄主的性命！
历代帝王，无论智愚贤不屑，都有被骗的记录，无人能够幸免。欺骗君王何以如此容易、欺君者何以如此胆大包天？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君王本来就有愿意受骗的强烈倾向：危难之际渴望听到好消息；推行重大施政举措之后，热望听到四方赞颂；猜忌心重者很容易听得进谗言；病笃乱投医之时最爱听任何秘方神术，如此等等。在内心欲望的强烈驱使下，任何理智都挡不住花言巧语的诱惑。其二是，种种利益考虑，都促使臣下倾向于将恰好为君王想听的东西呈上；而历史经验则告诉他们，“欺君之罪”这把利剑，多半砍不到他们头上。这样一来，要朝臣们不欺君就难了。
在最后一位皇帝退位一百余年之后，“欺君”的教训还有那么重要吗？依然重要！关键在于，促使“下骗上”的那种机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古今通用的。
国可骗乎？
在一个不再有君的时代，最不容欺骗的就是国家了。那么，国家真的可骗吗？
然而，国家是谁呢？国家似乎并不是旧时代君主的一个可对照的替代；这样一个替代应该是国家的支配者：政府、首脑等等。
那么，政府可骗吗？或者，政府被骗过吗？这就要去问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了。
朱镕基在访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时，居然破例写了题词，只是有点不雅：不做假账！我不知道该院如何处理这个题词了，它真的敢挂出来吗？这个题词虽然不雅，但说出了大实话。如果朱镕基没有被假账骗过，大概不致突发此奇想。朱镕基的精明锐利，或许称得上史上无二。但他还是没有少上当。他在视察安徽时，人家就敢将仅表面盖了一层谷子的粮仓给他看，谎称如何仓满库满。
温家宝的勤政，是有口皆碑的。他的相对温和，可能与朱镕基的刚烈恰成对照。他冒险深入汶川震灾现场的画面，至今让人印象深刻。这位温和的总理，对于开发商裹挟政府建造劣质校舍的伎俩，他岂能尽知其详？对于来自海内外的巨额捐款多少到了灾民之手，岂能真情在胸？地方官对他讲了实话吗？现在揭发出，民政部是一个大老虎窝子。递到总理办公桌上的民政部报告，还能有多少真实信息？如果不做假账，那成千万的贪污款从哪里来？
最近，李克强在国务会议上，频频发怒，痛斥官员不能据实上报经济数据。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可信度低，并不是什么新闻，已是陈年旧账了，可以说海内外无人不知。这种顽疾岂能一朝治好？李克强还在辽宁书记任上，就罕见地直言，经济统计数字未可全信。掌管全局之后自然心中更加洞明。但恐怕也只能徒叹奈何罢了。
欺骗国家，岂不祸国殃民？对于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来说，下层对于上层传递虚假信息，所造成的祸害远胜过古代农耕时代。明明知道误国误民，官员们为什么还是要毫无顾忌地“谎报军情”呢？此中的机制，与王朝时代“欺君”的机制未必完全相同，但亦不无共同之处。
首先是上有所好焉。诚如领袖对张奚若所言：我们就是好大喜功！就这一点而言，恐怕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比肩。平心而论，这也不是什么坏心机。今日之事业，就是要建造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伊甸园，如此之高的期望，岂能没有同样高的绩效相配？如果实际情况非人所愿，你说该怎么办？加一点点水分也在常情之内啊。至于得旨的下属将水分加得太多，这个责任就无人认领了。不妨翻阅一下中苏诸国的政府公报，会出现哪一年的经济计划没完成这种事吗？说明白点，这是不允许的！至于统计部门如何完成任务，就无需上面操心了。
其次是下有所图焉。试想，如果你是一个忠诚的下属，明明知道上面希望什么结果，怎么能将别样的结果送上去呢？根本无需上面打招呼，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办。况且，这个本事可是你的前程所系啊，岂能不长心眼？在官场上，毕竟是聪明人多、笨人少吧。
民可骗乎？
谁要是认为老百姓是不可欺骗的，那他一定是一个书虫了。谁不知道，天下最可骗者恰恰就是老百姓！但谁会去骗老百姓呢？老百姓不是天下最需要厚待的弱者吗？
这件事去问老百姓是没用的，他们不太可能去考虑这样的问题。
不过，如果是在1960年，就是最老实、最厚道、最不问世事的老百姓，也会感到不对劲，似乎有人欺骗了他们。因为昨天还在说粮食亩产几万斤，撑开肚皮也吃不完；怎么今天就饿得站不起身了？要么粮食高产是假的，要么今天没粮食了是假的，一定在某个地方有满仓满库的粮食不肯拿出来。到底在哪一点上受了骗呢？老百姓有点死心眼，他们不可能相信，每天打交道的土疙瘩里能刨出亩产万斤的粮食，这肯定是上当了。
至于对那些根本不知道庄稼从哪里长出来的城里人，尽管吹牛好了，反正他们不会找你来理论。至于动不动说：钢产翻了一翻，煤产翻了一翻，还是有一些见过世面的人，比报社里的笔杆子清醒些，知道大事不好，牛皮已经吹破了。这些人自己不会受骗，但也绝不敢提醒别人“不要上当”。因此，还是清醒的少，上当的多，于是局面终于不可收拾。
这就是大跃进年代老百姓受骗的故事。
在文革中，老百姓也没有少受骗，不过骗的内容与形式都有所不同罢了。
一开始，老百姓被告知，除了两个最大的人物之外，对官儿们都是可以造反的；如果老百姓还是没有明白去造谁的反，就直接点名，首先最高领袖亲自点了煤炭部长张霖之的名，结果立竿见影：那老头儿很快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然后由康生、伟大旗手及其左派战友点名，一点就不下数百个。后来又说这些官儿谁能反谁不能反，直弄得老百姓云里雾里，不知所从。一开始说老百姓“造反有理”，“文攻武卫”一起上，一下子天下大乱，还说乱得好，乱了敌人。中国老百姓胆小怕事惯了，一开始岂敢当真？后来看那些冲锋在前的人也没事，于是都真的造起反来，一下子起来无数的造反派。大多数人本来就不明白造反该怎么玩，还没运过神来，上面又发话了：牛鬼蛇神自己跳了出来，要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于是一大批造反派进了监狱或劳改队。此时，老百姓才明白过来，一再动员他们造反是怎么回事。
史可骗乎？
既然君可骗、国可骗、民可骗，为什么历史独独不可骗呢？
只是历史是谁？它就是我们心中的过去。过去就是一部硕大无比的书，它由所有参与者默默地合作写成。可惜，这部书后来人无法完全打开，一睹其真容。于是，人们就只有依靠史家写出能打开的书。如果史家写的书违背历史真实，岂不是欺骗历史？
太平军中的农民兄弟当然有造反的天然权利，但他们造反可不是为了推出一个更荒淫的皇帝。洪秀全的品性与建树如何，今天较清醒的人都清楚了。但在一些史家的笔下，他竟然成了高大上的英雄；还宣称他的《天朝田亩制度》解放了农民，而事实上，这个制度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而且，是否真有这么一个文件，至今也没有可靠的文字证据！
义和团——红卫兵的原型——是一些近现代史家刻意塑造的另一支英雄队伍。如果这些史家多少能提供一点可信的史料，足以说明义和团在抵抗八国联军时有一点点战绩，那么他们的结论还不算太离谱。但迄今可信的史料只是证明了：义和团除了屠杀中国同胞、外国教士、侨民之外，别无所为。庚子年间，死难者约10万人，其中洋人（主要是教士，基本上与八国联军无关）仅600多人，中国教民1万余人，其他都是中国平民。义和团这样的“战绩”配得上“反帝英雄”的称号吗？
正统史家最着意塑造的历史结论，就是8年抗战中，国民党“假抗战、真投降”的结论。可以说这一塑造很成功，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多数国人确实接受了这一结论。不过在另一方面，对于弘扬民族大义、实现中华民族的最终团结统一，这种历史塑造却非常失败，因为它歪曲了历史，而真实的历史证据并未全部消失。
欺骗历史？历史终究无言也无觉啊。真正受骗的，不过是民众而已。受骗者也许永远不再醒来；但一旦醒来，那种感觉或许能使行骗者不寒而栗。
无人可骗
既然受骗者遍及君王、国家、老百姓、历史等等，就不妨说，实际上是无人不可骗，无人不受骗，当然也包括行骗者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也在欺骗别人。这样，每个人既是受骗者，同时也是行骗者；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这样一幅光怪陆离的社会图景，除了称之为行骗文化之外，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字眼了。
谈得上行骗文化，这个社会扭曲之严重已不待言。那么何以至此呢？深入分析起来或许有一点离题。
社会的沟通离不开信息的交换与传递。类比于物质商品的交换与传递，信息的交换与传递也导致信息的流动，信息流向需求者。信息的质量首先是其真实性。高质量信息的充足提供，依赖于信息流通渠道的畅通，而这又有赖于存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信息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没有人能垄断信息的提供，更不可能以虚假信息垄断市场。一旦有了这样一个信息市场，行骗就没有市场了。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避免受骗？希望就在于改变只有唯一信息来源的局面，使每个人都有可能从多个不同的渠道获得信息；而且每个人也能自由地将自己拥有的信息传送给他人。这就意味着，李克强不只是依靠其秘书与下级官员汇报情况，还可以广泛倾听独立媒体与研究机构的声音，谁还骗得了他？老百姓不只是看央视新闻联播，还可以看凤凰卫视、其他独立媒体以及新媒体，谁还骗得了他？历史学不只一家，而有多家互相竞争；慈禧太后究竟如何，完全不必听某一人的意见，不妨兼听则明，谁还能用伪史骗人？
这样一来，岂不无人可骗了。
且慢高兴！要构建一个自由竞争的信息市场，谈何容易！至少，比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商品市场，要难上十倍！今天我们拥有的商品市场，也未必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商品的自由市场，至少得容纳一些小商贩吧；今天能容纳哪怕是一个信息小商贩吗？那个颇受网民欢迎的网络作家杨恒均，自称“民主小贩”，能给这种小贩以一席之地吗？
也不必太悲观。今天，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初具雏形的自由商品市场，30年前如何？如果某些思想家——特别包括马克思——的话没错，就应相信，紧随自由商品市场而来的，必定是某种自由信息市场的降世。这一天也许不会来得那么快，那就稍安勿躁吧。